無論是客家詩《平安戲》、原民吟唱或者地方靈感軼事，《考聲誌》的尋訪重點皆圍繞在不同族群的「語感」，名為「語感」，不僅是因為新竹市山、海、平地／閩客原三種地貌距離極近，從地貌挪移變形的語言疆界也快速地分歧匯聚，不同語言系統與腔調在此交織、混合、穿透；也因為每一次尋訪的對象因其所處位置而讓語意指涉更為複雜，這些語意表述了腔調敘事，也夾帶了聽覺之外的氣味、觸覺與感官連結。《平安戲》充滿了聽覺、樂曲、慶典、以及客家族群的日常食物與峨眉茶香、古賢里與代天府聖軍堂的耆老皆經歷過二戰的新竹空襲，泉州閩腔的語調繚繞在耆老們敘事地方靈驗故事時的空間中，同時也滿溢在與廟方義工共食的菜餚間、在尋訪那魯灣部落時，採集吟唱亦是發生在小慶典的吃食之後。發話者與受話者彼此交換著語言的顆粒雜訊，這些雜訊糾纏為一個不同文化核心的「生態複合體」（Ecology complexity），共享著相異的聚落、地緣環境、技術及組織。

在這些感官經驗中，身體的最大器官「皮膚」作為生產感性地理經驗的第一道「膜」，它是身體在環境中移動並拾取和操縱物體的能力。觸摸可以是被動的和主動的，是身體和世界的並置，透過觸覺，我們探索環境中「物」的大小，形狀，重量，質地和溫度。觸覺受到身體可觸範圍的限制，它是感官中最明顯「交互作用」的感覺器官。保羅．羅德威（Paul Rodaway）在《感覺地理學》（Sensuous Geographies）中所指陳的「觸覺地理」（haptic geographies），提及觸覺作為一種主動感，它與身體的移動能力整合在一起，並特別關注觸覺在空間感知和與地方關係中的作用。此「身觸」、「聲步」雖不必然是持續有所反思的有意識的過程，但涉及了景象、氣味、觸摸、聲音等持續疊合開展、交織的環境感知，正是透過這一切，主體性與意義才得以迸現。